梁宏达讲激光治疗近视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医疗+科技” 擘画“民生施工图”

来源：人民网

在全民健康已成为国策的今天，如何加快优质医疗资源向群众延伸？

在信息化、数字化迅速发展的浪潮下，如何让科技创新更好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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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医疗卫生”成为了关键热词之一，而“建设智慧医院”这一命题也引起了社会关注。当前，作为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驱动力，智慧医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福建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先锋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先行者，更是前行不怠，涌现出了许多时代接力者，由中建海峡总承包公司承建的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便是其中之一。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中建海峡供图

建筑施工变为“智慧建造”

走进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看着一座座现代化、科技感十足的楼宇拔地而起，其建造过程中的不易可想而知。由于医院的特殊和专业性，其一直都是建筑行业的难点，尤其是超前的大型综合类智慧医院建设，涉及的专业多、工序交错复杂，为施工团队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挑战。

据介绍，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9.6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涵盖南北住院楼、门诊楼、医技楼、行政科研楼、医学中心、南北专家楼等8个楼栋，是目前福建省医疗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医院。

智慧医院的建设离不开智慧建造的加持。

专业管线多是医院项目的一大特点，除水、暖、电等，智能化、气体、洁净、医疗运输等专业管线都得“入驻”。为了告别“蜘蛛网”“拉链路”，中建海峡施工团队利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对管线设计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将一串复杂生硬的数据变为了直观立体的三维模型，让各管线在有限的空间里有序“安家”。

BIM机电模型。中建海峡供图

据悉，BIM技术已经贯穿了设计、施工、管理的全链条，不仅为院区的设计、施工等环节节约了大量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日后的工程项目数据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持续管理之路。

“我们要以创新驱动为抓手，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变革施工生产方式，让数据多跑路、人员少跑腿。”项目技术负责人金冠楠如是说。据了解，智慧建造已融入项目建设的各处细节：通过“BIM+装配”技术和4D施工模拟技术，实现冷冻机房设备的快速安装；运用多点交互式3D扫描，逆向创建Rhi幕墙体系模型，使模型与实际结构完美拼合；采用数字监控系统，全方面覆盖整个建筑，看得见违章，嗅得着隐患，让一线工地长出了“眼”和“鼻”。

除了智慧建造的高效赋能，更少不了施工团队三年来不辞辛苦的付出。自2019年12月开工以来，项目作战就没停下过。在项目如期顺利竣工的背后，是“中建人”争分夺秒加快施工，千方百计攻克难题的生动实践。

建设过程中，项目经理周岐山多次连夜召开推进会，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方位分析处理，并将各项任务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春节期间，项目管理人员及工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政策，坚守岗位，安排好春节不停工的计划与多点开花的施工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建引领下，一支孕育而出的红色攻坚青年突击队在急难险重的一线工作中贡献出了强大的“青年力量”。在进行6.5万平方米的大体积地下室混凝土施工作业时，青年突击队采用像下跳棋一样的“跳仓法”，提高地下室区域模板周转率，实现地下室结构较计划提前1个月完成封顶。项目管线繁密，工期紧，传统的机房BIM管综优化已经无法满足对工期的要求，青年突击队采用MIIA装配式机房模块化拆分及数控加工技术、三维激光扫描仪智能化建造技术解决了此问题，为如期竣工验收提供了保障。

智慧科技“飞入”寻常诊疗

“完全颠覆了就医感受!”3月18日一开诊，陈强便带着常年患有肝病的父亲早早“探院”，在体验完一系列智慧化流程后，他们和多数人一样真切感受到了医院的独特魅力。

在这里，医疗与科技的碰撞究竟产生出了哪些新奇的反应？

在院区天花板的狭长轨道上，一辆辆物流“小高铁”正有条不紊的载着医疗用品迅速向指定地点驶去，几分钟后，药品便顺利抵达相关科室，精准地送到了医务人员手中。通过四通八达的空中轨道，医院各科室连成了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完美做到了人物分流。

智能化轨道小车物流系统。中建海峡供图

这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上线的智能化轨道小车物流系统，用于完成医疗用品、静脉输液袋、血液样品、实验室样本和病历、文件等的传输，系统可实现全天候24小时高效安全输送，大大节约了患者的等待时间，也有效减轻了人工运输压力，已成为了医院智慧医疗的一大亮点。

为了做好紧急物品的传输，新院区还配备了气动物流系统，通过气压在大楼的密封管道中传输，可提供比人工快十几倍以上的医用物品传送速度，并能更好减少运送过程中的污染。

而这只是智慧医院中的“别致一景”，手术室内更是“暗藏玄机”，不仅设有5间百级手术室、11间万级手术室，更有全省唯一的数字一体化玻璃手术室，相比于传统手术室更易于清洁、耐侵蚀。在手术室的四周墙面顶端，还可以看见七色LED灯带，可根据玻璃透明性的特点，调节灯光颜色，对病人手术部位血管起到显影作用，让医生在手术室时更容易分辨。

全省唯一的数字一体化玻璃手术室。中建海峡供图

在智慧病房边走边探，可以发现许多特别的“小玩意儿”。病床上安置的智能床垫能实时将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传送至护士台前的数字大屏上；床边的输液瓶上的智能输液监控系统，能监测瓶内剩余液量、剩余时间和输液滴速，在出现异常时及时提醒护士；不仅如此，还有围术期患者追溯管理、环境监控、无线冷链管理、手卫生管理等物联网应用应接不暇。

此外，新院区还建立了智能采血管理系统、省内首家智慧化消毒供应中心和智慧药房，将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下沉到了基层诊疗中。

可以看到，该院区已不仅限于平台功能相对简单的预约系统、数字化挂号系统，而是将“智慧医院”理念深入到核心环节、核心场景，引进高精尖医疗仪器设备，融入互联网、物联网等“云端”科技手段，打破以往的空间与能力边界，迈向了智能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一页。

民生工程绘就“幸福画卷”

“作为福建省福州市卫生重大项目、民生工程，建成后的孟超肝胆医院将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以肝胆疾病与感染病为主要防治和研究任务的三甲医院和科研平台，能够有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为增进民生福祉搭建一片广阔的天空!”开诊当日，看着络绎不绝的看诊人群，周岐山激动道。高标准、高起点的建设定位，决定了中建海峡作为医院建设者所必须坚守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目标。

医院方才启航，惠民之举已经广泛播撒。

春暖花开，山河锦绣。踏着春日的阳光，走进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一行行杜鹃、樱花、三角梅夹道而立、生机勃勃，满眼尽是花红树绿的美丽景致。“这里不再是从前印象中冷冰冰的医院，而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鲜活花园。”老梁一入院，便趁着阳光散步至住院楼前方的康复花园，“出门见绿、起步闻香，感觉病痛和压力都少了几分。”

花园式医院景观。中建海峡供图

据介绍，整个医院的景观特色可总结为“一场、一环、两花园、八庭、八园”，俯瞰之下犹如一条绿轴串联起交通和景观空间，好比人体的大动脉、次动脉和毛细血管，和医院十分贴切。

不仅在室外，院内也处处散发着暖意。“从取号到取药只花了不到半小时”“现在治疗肝病都能足不出区了，节约了不少时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服务和智慧设施，心里踏实多了”……群众的肯定汇聚成了当日最动人的“民生消息”。

此外，医院还探索出一条“院所结合”发展的新路子，通过培育高层次研究型医学人才，激活“一池春水”，持续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增进当地肝病患者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为福州国家级中心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院区。中建海峡供图

如今，一幅充满智慧气息的“民生施工图”正徐徐展开。作为“孟超精神”的传承人与医院的建设者，更应该完善数字医疗体系，切实守护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健康中国战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陈梦凡)

“少有愿意为艾滋病人做手术的眼科医生”，医生陶勇的受难与抵抗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在记录一位乡村医生的行医故事时写道：“世界的本质是，即便身陷重重打击与痛苦之中，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抵抗也很少会削弱半分。”眼科医生陶勇的故事也是如此。

记者刘畅

从医的志向▲▲▲

陶勇从ICU病房转入康复科已有半个多月。1月20日春节前最后一次出诊时，他被一名自己诊治过的患者追砍，导致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如今被砍的左手尚且只有轻微的知觉。除了时不时做些抓球、拿木棒的康复小游戏，医生会把他的手关节一节节地掰开，通电刺激神经。揪着肉一般的疼痛每次半小时，他每天要忍受两次。

医院里痛苦的康复至少还要数月，肺炎疫情期间外人无法探视，陶勇在病房里与护工为伴，他头上的伤痕未消，仍然时常头疼。但毕竟经历过颅内出血和脑水肿，他总怕病情会突然恶化，自己时日无多。心里感到很紧迫，便着手为写了两年的专著《眼内液检测》完成后记，又构思写一本患者与患者、医生与患者之间关爱的小说。“就像是‘交代遗言’。”陶勇即便说起自己的担忧也语调轻松。《眼内液检测》是他对八年来工作的总结，小说从未尝试过，却也是行医的一部分，这些都与学医的初衷息息相关。

陶勇的家乡江西省南城县是沙眼重灾区。小时候他总见到母亲因为沙眼觉着眼睛磨得难受，而母亲小时候由奶奶带大，她的奶奶就因沙眼过于严重而失明。有一次陪母亲到南昌求医，看到医生用针从母亲眼中挑出一粒粒白色的结石，母亲的痛苦被解除，他从此立志做一名眼科医生。

1997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江西省招收十个名额，陶勇排名第一，入学后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如今丝毫不避讳谈论初来北京时自己的闭塞和羞怯。当时英语课按成绩分成ABCD四个班，系里的北京籍学生占一半，多分在A班，来自县城的陶勇被分在C班。“县城的孩子靠应试教育考上来，读和写还好一些，听和说就跟不上。那时只能硬着头皮练，练李阳的《疯狂英语》，有英语讲座时，围着外国人一通聊。当时与人沟通也是问题，研究生时第一次在会上发言，连最前排的老师也听不清我讲什么。自此之后，我每次上课都逼着自己得站起来提问，直到后来工作后参加北京市的讲课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五年制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相较其他学科更为严格，前两年半在学校学习知识，后两年半在医院实习，陶勇的执着使他成为当年临床医学唯一保研读眼科的学生。在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教授看来，那也是陶勇能从一个医学生成为一个优秀眼科医生的原因之一，“相比其他学科，医学更需要综合素质，既要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分析病因，做手术要有胆量，遇到情况还得果决”。这些素质都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和培训来磨炼。

陶勇向本刊记者回忆，自己的硕士导师姜燕荣教授和博士导师黎晓新教授在他的学生时代，便树起了榜样。姜老师每日的作息是，傍晚五六点先睡一觉，八九点起床开始做研究，直到凌晨四五点，休息两个小时后，开始第二天的工作。陶勇自叹弗如，却也养起了猪，成为当时实验室的一景。为了研究眼睛的构造，需要用动物做观察。“老鼠的眼睛太小，猪的眼睛与人类似，我就用了一头长不大的猪。”陶勇记得，那时北医周围还没有地铁，他要从北航门口坐375路到终点站，再坐“面的”到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小型猪种站买猪，拉回实验室自己养。每天打扫、倒粪、喂泔水，麻药也得到动物园里借，“那篇论文最终发表在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眼科杂志上”。

陶勇把养猪的“事业”从硕士延续到博士，师从全国数一数二的眼科专家黎晓新教授。同门师姐胡小凤记得，学生每周要跟导师一同出门诊，在老师看病前先看病人的病历，思考病因和诊疗的方法。黎晓新教授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一天要看六七十个病人，直到做检查的护士下班也看不完，“黎老师为避免病人第二天挂不上号，会特意嘱咐病人挂一个普通号约检查，第二天也会先为他们看”。医德在潜移默化中熏陶，陶勇又被黎老师的格局和气度所折服。1998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为给患者治病，跑到太平间取眼角膜，当时引起热议。黎晓新教授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说明情况——那位医生虽然做法错误，但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想要治病，让陶勇领略到老师作为科室主任的担当和应该如何面对问题的方式。虽然是老牌专家，但黎晓新教授又是他们中间最积极拥抱新科技的人。“那时他最先用苹果电脑，智能手机刚出来，就用A查看航班信息，学生都是跟在她后面。”

年轻的陶勇充满着对疾病和患者的热情。多年的受训既是艰苦磨炼，也是一种职业道德的指引——病人需要治病，医生就要千方百计把病治好，要挑战别人治不好的病。他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12年时黎晓新教授希望他专攻葡萄膜炎专业，填补科室的空白，与陶勇的想法一拍即合。“全国三万多眼科医生，能治葡萄膜炎的人屈指可数。”魏文斌曾是陶勇博士论文的答辩老师之一，他对这位后生的选择深感钦佩。因为葡萄膜炎是眼科最难的病症之一，属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眼病，却呈现出全身免疫系统疾病的症状，仅病因便有数百种，治疗原则又因病因不同，可能截然相反，治疗时往往还需要内科和外科双管齐下。而相比白内障之类受众面广、效果立竿见影的手术，做葡萄膜炎手术的患者既不多，效果也相对不那么明显，注定是个艰深、寂寞，更难被人理解的方向。

2012年，陶勇的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他记得，刚开门诊时一下午只有三五个病人。因有葡萄膜炎的患者多是慢性病、分散在全国各地，随着一波波病人复诊，患者间口耳相传，诊室前的门可罗雀变为摩肩接踵，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葡萄膜炎专家之一。

年轻的眼科主任▲▲▲

“陶勇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同学聚餐时他会按时到，等候他人的间隙就打开笔记本写论文，甚至手术换台的间隙，他也趁机补充专业病例，指导共同手术的学生的论文。”胡小凤说。自打2012年当上硕士生导师，看病、科研、授课将陶勇的生活挤满，每样都难以推卸，他把学生时代的勤勉带进工作，将“见缝插针”的本事练得炉火纯青。她发现陶勇是外科医生里少有的对科研也充满热情的人，“别人眼中枯燥的学术，在他那里看起来像消遣。同学见面，他会畅谈专业领域的新发现”。

他对科研的热情与葡萄膜炎息息相关。魏文斌向本刊记者介绍，因为眼球的结构比较封闭，普通的抽血化验难以探知眼内发炎的原因，以往对葡萄膜炎的诊断多凭借经验，常常误诊，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直接从眼睛里取样，做眼内液的检测。陶勇科研的重心也在这里。

“国外有眼内液检测的项目，而不同国家根据自己国内葡萄膜炎的病因，检测内容各有侧重。我做的工作就像是把珍珠串起来，再结合比如弓蛔虫病等中国本土病因的检测，力争能够提供一个国际标准。”陶勇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导师黎晓新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力排众议，成为国内玻切手术的引领者，陶勇则将葡萄膜炎划为自己“开疆拓土”的天地。他为此成立国内首个“眼免疫实验室”，又通过第三方检验所与医院合作，在全国推广眼内液检测技术。目前已成为全国医生诊疗葡萄膜炎时的基本手段。“是眼科精准诊疗的里程碑。”魏文斌对本刊说。

2016年看起来是他职业发展的一个契机。以治疗葡萄膜炎为传统的朝阳医院眼科，因前任科室主任退休而向陶勇发出邀请，他成为了朝阳医院眼科新任科室主任。他在科室内建立系统的教学体系，每周查房时会有技能训练，并面向全国招收学习葡萄膜炎的进修医生。陶勇每年还组织葡萄膜炎在网上的再教育培训班，不仅自己讲，也请全国的知名专家授课。魏文斌告诉本刊记者：“陶勇年纪轻，知名专家都比他岁数大，又都很忙，他会提前半年反复和每位专家敲定时间，精确到上下午。”

正在做手术的陶勇

朝阳医院眼科就此成为葡萄膜炎患者的目的地，全国的疑难患者都向陶勇涌来。来到朝阳医院后，陶勇除了每天查房，周一出专家门诊和特需门诊，周二手术，周三至周五会诊、做科研、处理医院的事宜，周末外出开会。而每周一的门诊在同事眼中都像是一场焦头烂额的“战斗”，因为陶勇不忍让病人白跑，特需门诊不限号，每次都要看六七十位病人。在他出诊时，有进修医和助手帮忙，但陶勇的同学仍在他的诊室看到，病人多到涌到他办公桌前，他不得不看一会儿病，站起来维持下秩序，一遍遍劝说：“大家出去好好排队吧，这样轮到你们看病的时间还能早点儿。”

葡萄膜炎的病因复杂，看病就像破案，一般一个病人都要10分钟以上。门诊从早上8点半一直开到晚上七八点。陶勇像黎晓新教授一样，即便检查的护士下班，他也会让医生为病人在诊室里做完检查。他把病人服药的方法、复诊的时间用机器打印出来，一一交代给病人。科室里四分之三的医生都比陶勇年长，但他的医术得到大家的认可。陶勇借助眼内液检测的技术锁定病因后，再结合病人其他的检查结果，久而久之形成全新的诊病经验，甚至可以根据病人的片子，倒推可能的病因。胡小凤记得，一位反复视网膜脱落的病人拍完眼底的片子后，陶勇一眼注意到其中的一块瘢痕，没有把它当作手术后的痕迹放过，而是就此判断患者的病应是弓蛔虫所引起，眼内液检测后，果不其然。

陶勇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学识。胡小凤注意到，当某位医生在手术台上发现疑难问题时，陶勇几乎随叫随到，各地医生遇到葡萄膜炎的疑难也会找他。训练年轻医生的诊断技能时，他甚至精细到病案中“的、地、得”的用法。“一位疑难病人的诊断结果出来后，他会在群里高兴地向学生们汇报。他会带着年轻医生做手术，一边做一边教，比如白内障手术的切口该切成什么形状，为什么要这么切，全是他自己总结的经验。结果便是，目前朝阳医院眼科的年轻医生都能做白内障手术。”胡小凤对本刊记者说。

如果一个医生的磨炼仅仅只局限在知识、技能和职业操守上，陶勇是个正努力接近完美的医生。可医学的范畴远不只诊疗本身。医生不仅要用自己多年的专业习练和疾病对话，更要和患者对话。葡萄膜炎被称为“穷病”，因为它多是由白血病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引起，不仅治疗时间长，原本的免疫系统疾病也已消耗巨大的医疗费。这意味着医生要面临更复杂深奥的人心。

疾病之外▲▲▲

陶勇喜欢参加“健康快车”的公益诊疗。“健康快车”是专门从事慈善扶贫的眼科火车医院，始于香港回归时。作为香港回馈祖国的礼物，每年到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为贫困患者在火车上免费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如今有四列，每列有六七节绿皮火车厢。除了车头，后面是手术室、餐车、会议室，和病人的病房，病人在当地医院筛选后，符合条件的人前一晚住进火车做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大部分病例比较简单，平均手术时间8到10分钟。但也常遇到风险大的挑战。“比如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有先天性白内障，从小眼睛就有问题，眼睛结构有问题，天生眼睛小，在火车车厢里做这样的手术，如果感染将难以收场。但这样的疾病往往遗传，一家人都有问题。这个小伙子是家里唯一的劳力，如果他失去这次机会，将一辈子瞎下去，再没有医治的机会。他恳求陶勇，陶勇最终答应给他做，最后手术很成功，陶勇还把他妈妈的手术也一并做了。”胡小凤告诉本刊记者。2018年她在陶勇的带领下来到甘肃白城，在“健康快车”上工作了三个月。

对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们来说，“健康快车”既是医者助人的善行，也是系统教学的一部分——陶勇通过这个机会训练下属做疑难白内障手术的技能，还是难得的放松时刻。“虽然住在火车上，每个大夫一个由软卧车厢改装的小隔间，大部分时候一上午能把当天的手术都做完，还能省却许多医院里的纷纷扰扰。”陶勇对本刊记者说。

2018年底，开往广东肇庆的“健康快车”

即便常年专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陶勇仍然能感受到行医环境的紧张。他口中的“纷扰”来自病人的压力。近十几年来，眼科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以治疗近视为例，十几年间从戴眼镜，发展到第二天就恢复视力出院的全飞秒技术。技术突飞猛进的另一面却是滋生出一种幻想：没有不可治疗的疾病，尤其在那些大医院，在那些掌握着最先进技术的医生面前，所有完全康复的愿望都必须得到满足，都是患者理所应当的权利。行业的顶尖医生因此被推上一个危险的神坛——有的患者同时挂上几个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号，一边看病一边比较不同专家的说法，甚至就诊时藏着录音笔，搜集医生是否认真治疗的证据。医生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疾病，还有病人的幻想和因幻想无法实现时产生的怀疑和愤怒。而“健康快车”的对象，大多在穷乡僻壤，平日里没有接受专业治疗的机会，更没有接触专家的机会——他们是真正的“穷人”，而真正受苦之人大多没什么自觉理所应当的诉求。“毕竟来‘健康快车’看病的人连怎么录音都不会。”陶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

陶勇记得，自己2009年第一次参加“健康快车”，援助的地点正好是他的家乡江西乐安。他至今对一位老太太印象深刻。老人家是个孤寡老人，背驼得厉害，眼睛是医生口中的“一线天”：深眼窝、睑裂小，手术操作的空间非常小，在火车的手术台上风险极大。当时陶勇还是个小医生，本就怕若治不好会给领导添麻烦，但几乎一无所有的老太太表现出的坦然和信任感染了陶勇，于是放手给她做了手术，结果很成功。自那之后，陶勇连续两年参与“健康快车”，来到朝阳医院后，又几乎连年申请带同事去。“有些病虽然复杂，但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只要医生和患者能够相互信任，就更能治。”

胡小凤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晚上漆黑的手术室里，陶勇独自一人为病人做着玻切手术，只有手术的仪器发出荧绿的光。“那天是科室教学查房，陶勇把所有医生都派去听课，自己留下来做手术。”胡小凤说，因为葡萄膜炎是眼内发炎，就像“着了火”一样，一般人不敢为这样的病人做手术，陶勇有这个技术和胆量，而得这种病的患者多有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许多是骨髓移植后的白血病患者，往往家底已被掏空。即使是被弓蛔虫感染的病人，也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陶勇又不忍心一个疾病因为钱而无法获治，私下为病人垫钱是常有的事，“眼内液检测一般要测八九个项目，陶勇为了给病人省钱，往往先依据自己的经验，锁定最有可能的病因，只检测相关的项目”。

而病人与陶勇的交往，也使他对行医的认识扩展到疾病之外。陶勇记得曾经帮助过一个白血病骨髓移植后，患上白内障的小姑娘。因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小姑娘就会患上老花眼，读书会很痛苦，他找公司为她捐赠了一对防老花眼的人工晶体，仅一枚就要上万元。为她做完手术后，陶勇到血液病医院看望她，出了病房却见到小姑娘的父亲在偷钱。

“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事？”陶勇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骨髓移植可以轻轻松松花掉几十万，小姑娘的父亲真的没钱。这让我意识到人性的复杂，人的行为背后有丰富的动机。看病就像解数学方程式，治病不仅是医治疾病本身。病人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会带来不同的需求，它们是方程式里不同的变量。比如老教授即便岁数很大也需要看书，我就会建议他做老花眼的手术。而疾病之外是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的治病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医生在其中的能力有限，每当陶勇出诊时，病人冲到他的面前，以“回家的火车要开了”等理由希望插队时，他都会想到访学德国时的经历，“他们医院门诊的病人也不少，却都很守规矩，捧着报纸玩儿数独游戏，安静地排队。”他和同事们尝试着理解患者。他们请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帮忙维持就诊秩序，自费买面包分给长时间等候就诊的患者。“排队到下午都饿了，容易脾气大，补充点儿血糖缓和一下。”

信任之难▲▲▲

但悲剧仍然降临了。患者的愤怒情绪像呲呲四溅的火星，总在没有提防时突然掉落到某位医生的身上。

2019年12月24日，患者孙文斌因不满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对其母亲的治疗，在急诊抢救室内，用事先准备的尖刀将杨文刺死。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在医界引起极大震动，痛心和愤怒也在朝阳医院的眼科科室里蔓延。胡小凤记得，那时医生们见面聊的都是杀医案的情况，面对情况复杂的病人，更会考虑治疗的难度和效果。助手把陶勇的诊桌转向门口，使陶勇问诊时能看到门外的情况。

而伤害陶勇的崔某此前从未让人觉得危险。朝阳医院眼科的医生们回忆，36岁的崔某双眼高度近视，是视网膜脱落的高危人群，一年多前来到朝阳医院治疗一只眼睛的视网膜脱落。他看病总是一个人，没有家属陪伴，总是穿着同样的一身黑衣，沉默寡言，从未与医生争吵过。他先在眼科一位医生那里做了三次手术，但像许多高度近视的患者一样，畸形的眼部结构使视网膜反复脱落，患病的眼睛已近失明，他又找到陶勇。陶勇记得自己接手时，崔某的那只眼睛若不做手术将保不住眼球，但即使做完手术也不可能完全恢复视力。2019年年底，陶勇忍着复发的腰伤，为崔某完成了两个小时的手术，将他的视网膜复位，令他恢复到数指视力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