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来各种各样的眼镜都在这个人的收藏里了

来源:配镜咨询网 时间:2023-10-11 14:59:19 责编:配镜顾问 人气:

以色列霍隆设计博物馆( Design Museum Holon)正在展出 4 个世纪以来的眼镜设计。从因纽特人的雪地护目镜,欧洲贵族使用的像女士扇子的观剧望远镜,到 1960 年以来的实验性墨镜等 400 多件眼镜。这些眼镜都来自于个人收藏家 Claude Samuel,他是法国时装品牌皮尔卡丹前眼镜设计师 Daniel Gauthier 的儿子,是家族的第四代验光师,是犹太人。

18世纪观剧望远镜,法国

双框眼镜,1960s,意大利

非对称塑料框架墨镜,来自皮尔卡丹,1960S

作为一个收藏家,对他来说,每一幅收藏的眼镜,都在讲述一个从眼镜发明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更重要的,是文化、历史、政治的见证。

作为一个验光师,他认为眼光不只是科学,更是艺术,他拥有强烈的渴望去了解坐在他面前的顾客,他的每一个需求,以及需求背后的原因。

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经营着家族眼镜生意,哦,不,他拒绝使用生意这个词,他觉得用“传统”来描述更为合适。

在展览之际, Claude Samuel 接受了霍隆设计博物馆的采访,我们整理总结了访谈中有趣的部分,全部访谈在这里。展览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4 月 29 号。

护目镜 1960s

Benjamin Martin 眼镜,1756 年

选择一个合适的眼镜涉及到对顾客全面的了解

眼镜是唯一一个可以最大化人类生理能力的配饰。珠宝和皮带都不能充分开发我们身体的潜能。这种开发潜能的功能也许会被在专业的运动鞋中发现。但除去身体层面,眼镜对我来说,是属于顾客的一私人而亲密的配饰,而不仅仅是一件物品。

我是用顾客,而不是人,是因为这是我遇见人们的场景:顾客们来做眼睛检查。

在做检测的时候,我渴望去深刻理解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因为选择一个合适的眼镜涉及到对顾客全面的了解:他做什么工作?我见他以前他长什么样子?他带上眼镜后会长什么样?他有没有可能因为一幅眼镜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和大多数验光师都不同。在做验光检测的时候没有“对或者错”。它不完全是科学。有一个常规检测大纲让你开始了解顾客,你会在检测时收集到一些洞察。在某些情况下,我知道如何揭秘整个现象,就像一个艺术家意识到自己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刻。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断定检测的结果是不满意的,因为我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对每一个顾客我都会投入充分的时间,直到我知道“就是他了”。这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

19世纪设计精美的金制长柄望远镜

当我们戴眼镜的时候,我们在戴什么?

矫正视力不是人们戴眼镜的唯一原因。就像珠宝或者化妆品,眼镜制造一种特定的形象。当一个人买一辆宝马车,他感兴趣的是(车)反映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形象。一个品牌构建出一种身份,甚至是一个共同体,这种品牌效应在眼镜的世界里也存在。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在验光时所考虑的因素的一个例子。

当 Yitzhak Rabin 和 Leah(以色列首相和他的妻子) 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Leah 立刻选择了一个卡地亚的框架,我告诉他,一个社会主义的首相是不可能戴这种框架的。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不知道我的父亲是犹太人(因为他将名字改成了 Daniel Gauthier )的顾客的事情。她告诉他,她不得不将眼睛藏在眼镜下面,因为它们很丑。当她的丈夫施压让她吐露真相,她解释道,因为她的眼睛很潮湿,’像犹太人的眼睛’。

人们戴眼镜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些想要模糊或者掩盖某种脸部特征,一些只是想要看起来不同。人们有时候选择一些奇怪的眼镜,作为他们想要投射的某种形象的一部分。

今天的时尚秀场上充满戴着大墨镜的人。我的看法是,他们想要传达自己“在这里但又不在这里”,这种眼镜制造一种与周围环境脱离的感觉,“我很难接近,因为我是被保护着的”。

文化和历史,是构建他收藏品结构体系的关键词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的第一件藏品是一个装着碎掉眼镜的包包,带它来的女人说,当她和母亲在奥斯维辛分离的时候,最后一刻她够到了母亲的眼镜。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物件是亲密关系的见证,但同时也见证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些细节代表着人们的历史,最终它们也在讲述人类的故事。我收藏不是按照爱好,而是考虑更大的格局。

我父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失去了一切。在战后,曾想过自杀。他不知道去哪里,后来和我母亲极其富有的家庭关系很近。当他们告诉他,“你不再是一个犹太人,你现在是Gauthier人。(之前提到改名字的事)”,这事实上是让他抛弃犹太教。

为了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成功的人,他必须遗忘大屠杀,遗忘所有他所做过,所背负的事情。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也是法国人。我的祖母不得不行走在市场中为生存而挣扎,我将此视为是一种凌辱的形式。伤心的是,我并不认识她。她在大屠杀当中被杀掉了。我觉得她是一个牺牲者。我十分憎恨“牺牲”。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牺牲品。我不想成为一个目标。

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承受那些对犹太教的攻击,去应对生活让我们面对的-巴基斯坦人、基督教、犹太教。我觉得我的背景意味着我必须负起贡献和帮助的责任。我与边境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一起工作,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同时,而又很难去定义是什么让我去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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