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华医院激光治疗近视

追忆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与妻子吴佩煜——医学伉俪的爱情是这样的

他是一位平凡的人，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一日三餐家常便饭，一身军装医者仁心。他又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医生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1960年，他打破了这个零记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主刀成功施行了肝脏手术的外科医生。

从医数十年，他挽救1.6万名肝胆病人的生命，96岁时，每周做3台手术。他就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

1996年，他用个人积蓄的30万元和社会各界捐赠的4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2006年，他把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拿出来，用于奖励和资助取得创新成果的学生。

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奖给吴孟超院士的颁奖词是：“60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这一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1760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孟超星”。

吴孟超院士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的夫人吴佩煜女士，是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妇产科教授。夫妇二人是从高中到大学的同窗，在战火年代相识相恋，心系一处，同甘共苦，夫妻二人可谓“同姓同窗结同心”。

吴孟超院士在一档节目中透露，当时从马来西亚回到中国，正逢战乱，原本想去延安参加抗日，选择学医是女朋友动员他的。“当时我的女朋友，也是后来的妻子，她家在昆明，她要学医，她家里条件好一点，我华侨回去，还是比较穷，得到她的帮助，实际上两个人一方面共同念书，一方面谈恋爱。”

1922年农历七月初九，吴孟超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正是军阀混乱的时期，老百姓过着千疮百孔的日子。贫穷、饥饿伴随着生活在最底层的山区人民。1925年，他的父亲吴孔钦背井离乡去了南洋打工。因为家贫，田地少，种粮不够吃，吴孟超幼时长期营养不良，3岁时才会走路。5岁时，他随母亲去了马来西亚投奔父亲，一家人团聚了。

吴孟超的父亲先在马来西亚做苦力，后来开店经营福建米线，再后来购置一块橡胶林。1928年吴孟超在当地读小学，吴孟超只能上下午半天的课，上午帮父母舂米和照看弟弟妹妹。

在诗巫这个地方，当地华侨办的学校老师们都知道那些外来人员的孩子，是需要为家里承担家务的。于是，把孩子的读书时间安排在每天的午后，成了当地学校的一个惯例。

吴孟超的父亲吴孔钦和母亲徐红妹

1934年，吴孟超考取爱国华侨办的“光华初级中学”。除了学习，还要跟着父亲和兄弟们去橡胶园割橡胶。

在割橡胶的季节里，一般在清晨四五点钟割最合适。橡胶树经过一夜的休息和储蓄，树体内水分饱满。所以吴孟超三点多钟起床，吃了一点东西，马上就开始工作。黑乎乎的森林，都是草，底下的草往脚底下刺，100斤的橡胶只卖4块钱。

吴孟超院士对于那段经历，他认为是生活的锻炼，是非常有益处的。他说：“割橡胶是很讲技巧的，树干本身有个水线，是供应营养的，割的时候不能割破这层水线，否则这块伤口上就长出一个疙瘩。有的人不管这个，但我就特别注意。这个跟做手术差不多，好的医生开刀，要准，还要稳，切口尽可能的小，我现在拿手术钳就是这样，非常精细。”

在学校里，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遥远的祖国、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吴孟超被感染了，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他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想要回国。

1940年，国内正逢战乱，18岁的吴孟超抱着去延安抗日的心愿决意回国。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了交通路线，迫于时局，延安去不了。“先老老实实学习，学成了在报效国家”，打定主意，吴孟超便想先上学，8月，他辗转来到迁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附中就读。

在刚入学的高一新生中，有这样一位男生：个头中等，身材匀称，眉清目秀，十分聪明好学，他就是吴孟超。还有这样一位女学生：面孔白皙，讲一口细柔的杭州话，举止娴静，学习又用功，她就是来自西湖的吴佩煜。

吴佩煜，1922年10月18日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员的家庭。她的父亲吴尧叔在铁路部门担任电报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被提拔当上了沪杭铁路斜桥站的站长，她的母亲沈蕴琴，是一名家庭妇女。

吴尧叔因为参加湘桂铁路的修筑，于1936年携妻女迁到湖南长沙、衡阳，后又到了广西桂林。吴佩煜是他们夫妻的独生女儿，父母宝贝得不得了，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把她带在身边。

抗战爆发时，吴佩煜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由于时局动荡，她不得不辍学一段时间。日寇轰炸衡阳、桂林时，她跟着大人跑到山洞里躲避空袭。

吴佩煜在桂林曾远赴桂西的田阳参加了为时一期的军队看护训练班。训练班的生活相当艰苦。住的是乡下茅草房，上中下3个铺位，当地人欺负外地学生，佩煜只能睡在最上层，上下都很不方便。一身灰衣服，穿草鞋。前方吃紧，伤兵极多，替替前线伤兵们洗带血的衣服成了学员们的家常便饭。看到前线战士为了战事受伤，吴佩煜在心里立下志愿，以后要学医救死扶伤。

1937年桂林学生军

1940年滇缅铁路修筑，吴佩煜的父亲带着妻女又转到了昆明，在铁路部门的材料厂工作。吴佩煜顺利地考上了同济附中和昆华女中。她选择了同济附中，她的最终理想是上同济大学医学院。

就这样，吴孟超和吴佩煜两个原本不会认识的年轻人，一个自南向北，一个从东往西，命运的际合让二人走到一处，成了同济附中的同班同学。吴孟超由于家境贫寒，上学比较晚，吴佩煜因为曾一度辍学，耽误了两年，他们两个比班上其他正常年龄入学的同学要大两岁，他们俩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

尽管是同学，但吴佩煜和吴孟超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过往，她只知道他很用功又很老实，不像有些男同学那样爱跟女生开玩笑，甚至搞恶作剧。

在昆明上学时，因为电力不足，只有两间教室装了电灯，好让学生们上晚自习。那时物资奇缺，电灯泡十分宝贵，由学生自己带来安装，用完了再拧下来带走，不然就有被偷的可能。

吴孟超买了一个电灯泡上晚自习，吴佩煜和吴孟超都特别用功，所以两个人晚自习往往要上到最晚，吴孟超从不催她，总是默默地陪伴她，等到她离开再拧下灯泡。一次，两次·……次数多了，就引起了吴佩煜的注意，她对这位男同学产生了相当的好感。

自此以后，两个晚自习上得最晚的学生就渐渐接近、熟悉起来了，刚开始谈的是学习，继而谈到了战争、社会、理想，两人发现对方的看法与自己惊人的一致，聊起天来，是那么的投缘。

在学校里上课，还有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同学们三天两头要躲避日机空袭。上课的时候，思想上也处于“临战”的状态，一有情况立刻背起书包，或者躲进防空洞，或者跑到郊外农村去隐蔽，有时候要整整躲避一天。警报解除以后，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便是数一数人头，看看人数够不够。

除了敌机空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给吴孟超带来了另一个直接的威胁：与居住在马来西亚的父母亲失去了联系,他的经济来源从此断绝了，这对本来就十分拮据的他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

国内举目无亲，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吴孟超面临着辍学，甚至吃饭也成问题。然而，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品格的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继续求学。他不会让生活随波逐流，也不愿意向命运低头。

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他利用早晨卖报、周末找些家教抄资料的活、假期到机关衙门去做临时的书记员。

他还只是一名高中生，卖报也好,做家庭教师也好,抄抄写写,这些工作都是临时性的，短期的,时有时无,时断时续,因此所得也就很有限。并不能让吴孟超从窘迫中摆脱出来，甚至有时不得不变卖衣服。

当他为生计而发愁,苦苦挣扎的时候,这一切被细心的吴佩煜观察到了，也许她一直都在似有若无地关注着他。

她的心中老大不忍，很不平静。她想同在一间课堂中，为什么生活却要厚己薄他呢？这位来自西子湖畔的姑娘，有着和西子湖水一样的柔肠，她不顾女生的羞涩，主动给予吴孟超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怀。

吴佩煜每月都能从父亲那里得到零花钱。吴佩煜用来买书、买纸、买油。她眼睛近视,点菜油灯看书做功课，别人点一根灯芯就可以了,她要点上5根。吴孟超没有钱买这些,吴佩煜有时就多买一些,分给吴孟超用。

女同学大多爱吃零食,她们常买当地的一种糍粑,是在山竿外面裹上面粉放在油锅里炸熟的食品,很好吃的,如果再来个鸡蛋就更高级了。吴佩煜经常在早晨给吴孟超带一个，给他当早饭，还特地给他加一个鸡蛋。

吴佩煜利用课余时间，亲手织了一件毛线衣送给他。一个女生为男同学织毛衣那是怎样的情意啊！吴孟超可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吴佩煜对于他物质的帮助可能是有限的，但给予他精神的支持与温暖，却是照亮吴孟超心底的明灯。已经同窗两年，吴佩煜与吴孟超之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好感。

1942年暑假，同济附中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先从昆明坐火车到曲靖，在铁路工作的吴尧叔帮了他们不少忙，他烦请吴孟超在路上照顾一下自己的女儿。吴孟超自小参加劳动，比其他同学更能吃苦，有着更强的生活能力。愈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的这些优点表现得愈是充分。他在途中尽自己所能帮助班上的同学们，给大家鼓励打气，照顾身体不舒服的学生。自然，他对吴佩煜的照顾更要多一些,而且特别细心、周到。

从曲靖经宣威迤骊北上，乘坐的是一辆老式的运货卡车，没有汽油，靠烧木炭作为动力。摇摇晃晃的山里，崎岖艰险，令人提心吊胆！夜宿晓行，整整开了五天才到四川沪州，然后改乘木船，沿长江逆行两天至宜宾李庄。吴佩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是‘逃难’把我和吴孟超逃到一起了。”

1943年夏天，他们高中毕业,吴孟超打算报考工学院，他对吴佩煜说：“我这双手从小就干活，可灵活了，上初中的时候喜欢手工、雕刻，编个篮子啦，修理个工具啦，总之闲不住，喜欢敲敲打打，摆弄些小玩意儿……。”

吴佩煜早已经对同济大学心向往之，她动员吴孟超和她报考同一专业，她说工程建设对国家有贡献，学医对人类更有贡献。就简短的几句话说服了吴孟超。

吴孟超心想读医学院也好，不管读什么专业，总要学一门本事才行，否则难以安身立命，更不用说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了。就这样，吴孟超和吴佩煜报考了同一志愿，并双双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

那时教材奇缺，也没有讲义，全靠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记笔记。吴佩煜写字龙飞凤舞,吴孟超常常笑话她一个字没写完第二个字就跑出来了。吴孟超的字写得好,上课记不完的笔记，下课也把它补充完整。吴佩煜总是借他的工工整整的笔记看。他小时候在南洋待过的缘故，外语基础好，吴佩煜数学优秀，俩人常在一起切磋功课，彼此都有收益。初恋的情愫也在俩人心中萌芽生根。

抗日战争胜利后，同济大学于1946年5月从宜宾迁回上海。吴佩煜的父母尚在昆明，她已经许久没有见到父母，打算先回到父母身边。吴孟超陪着她一块从宜宾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了昆明。吴尧叔夫妇住在城外汽车东站附近，他们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给吴孟超找了一个床铺。

在昆明安顿下来之后，由于上海那边还没有安顿好，学校马上也要放暑假了。吴孟超不能闲着，他忙着四处找工作。吴孟超在昆明侨务处担任了临时抄写员，帮着填写表格，其间又做家庭教师，还在昆明的西南中山高级工业学校担任了两三个月的英文教员。

吴佩煜在昆明期间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她做家教的地方离吴孟超做家教的地方很近。晚上，俩人便一起乘马车回去，一辆马车坐七八个人。有时马车坐不下了，吴孟超就让佩煜坐马车，他跟着马车跑步。“哒哒”的马蹄声，伴着风吹树叶飒飒作响，于银黧的夜色中浅唱，好像在为这一对年轻人祝福……。

抗战胜利时期的昆明

这时，吴孟超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到上海读书，还是回到父母身边，马来西亚有他的父母和六个兄弟姐妹，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当初回到祖国，是抱着救国的心愿来的，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该留下还是离开呢？

他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已经上了三年级，按照同济大学的学制，医学专业的学习年限为5年，加上最后一年的毕业实习，一共是6年。

“我学业未成,怎能半途而废呢？但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他割舍不下已经相知多年的吴佩煜，是爱情的力量终于把年轻的吴孟超留在了国内，留在了上海。

他在昆明工作数月挣得了一些报酬，托侨务处的同学帮忙，买了两张飞机票，他和吴佩煜乘美国军用运输机从昆明飞到了上海。这是吴孟超和吴佩煜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回到上海后，便步入正常的学习。

迁回上海的同济大学

上海解放了，毕业实习也结束了。吴孟超领到了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医学院院长梁灿英颁发的毕业证书，他在人生道路上的下一个抉择，就该是从事医生的工作了。做一名外科医生是他当时为自己确立的人生坐标。

同济大学每年都从优秀的毕业生在挑选人才，分派到附属医院各科室工作。让吴孟超感到高兴的是他如愿以偿，留在了本校，同时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他被分到小儿科，这违背了他想要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

手里拿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咚咚咚”地跑到医务部主任那里进行申诉。医务部主任照章办事，说学校是根据考试成绩来安排工作的，吴孟超的小儿科成绩得了95分,而外科只得了65分。这样一棍子打死的标准，让吴孟超感到无奈。

刚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急需在社会上招聘人才。吴孟超当即决定去应聘。主考官正好是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他欣赏像吴孟超这样对专业有追求而执著认真的年轻人，当场决定录用，为吴孟超当外科医生开了绿灯。

1951年7月，上海军医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改名为长海医院，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吴孟超在长海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他的外科生涯从这里正式开始了！

吴佩煜毕业后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学有所用，在各自的工作上兢兢业业。俩人的年龄也都到了二十八九岁，应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按理说顺理成章了，但是却出现了小插曲。吴孟超和吴佩煜向领导打报告申请结婚，医院领导不予批准。

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住院医生不批准结婚。吴孟超的胆子也真够大的，在领导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和吴佩煜不仅登了记，还由同学们帮助操办，举行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

为此，被医院领导给予记大过处分，好在这处分半年后就取消了。几十年后吴孟超院士提起这件事时，也只不过把它当作笑谈。夫妻俩每一次回忆起来彼此都会对视着爽朗大笑。

解放初期，条件不好，他们的婚后生活颇为艰苦。医院分给吴孟超居住的只有一间房子，做饭都在门外边。吴孟超的大女儿出生后，夫妻俩上班没人带孩子，只好请了个保姆带孩子。没有多余的房间，夜晚保姆就在走廊搭张床睡，孩子晚上就跟父母睡。吴佩煜上夜班的时候，初为人父的吴孟超就自己带孩子，把孩子放在童床里，他一边轻轻地推着，让孩子在微微摇晃中甜甜入睡，一边做着自己的事情：看书、查资料。

1952年9月吴佩煜的父亲退休和老伴离开昆明到上海，住在女儿女婿家中，帮助照料孩子，让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1953年，吴佩煜从第一妇婴保健院调到了吴孟超所在的长海医院妇产科工作。吴孟超和吴佩煜都是住院医生，医院按规定分给了他们一套两居室。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女儿，祖孙三代7口人，住得拥挤，后来邻居借给了他们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这才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夫妇俩每月的工资领回来全交给老父亲，吴尧叔管账，处处精打细算，连每天给三个囡囡吃几块饼干一瓶牛奶都列入家庭经济计划之内。

那时候，吴孟超值夜班一晚5角钱的补贴，吴佩煜夜班补贴1角5分。吴佩煜：“加完班肚子会饿的，而医院门口的担担面一毛钱一碗，但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担担面是什么味道，舍不得花那一毛钱。晚上吃饭时多打二分钱的米饭，饿的时候用开水泡泡吃，这样一个月可以省好几块钱。”

有一回吴孟超犯了胃炎，在医院吃了一年的病号饭，生活也跟着拮据了。用钱紧张的时候把自行车和收音机都卖了。

工会见他们家生活有困难，提出可以申请补助一些钱，吴佩煜把困难补助金申请单拿回家来，却硬让吴孟超给退了回去，他对妻子说：“我们家有什么困难？三个小孩都喝着牛奶呢！”

夫妇两个熬夜为《大众医学》杂志写科普文章,一来是专业知识巩固；二来文章发表后可以挣得一些稿费；虽然数目有限，但对家庭经济开支不无小补。

1969年，他们17岁的大女儿去了北大荒。女儿要去“冷得掉下耳朵”的地方，这怎能不让父母牵肠挂肚呢？

就在这一年，吴佩煜和吴孟超随着第二军医大学到了陕西。吴孟超夫妇稍微稳定下来之后，一心想去看看大女儿，一直到两年后，吉林白城县某地医院邀请他作为专家进行会诊，他才有机会见到大女儿。

到底是父母的好女儿，大女儿很争气，到了农村后事事争先、踏实肯干。她成了当地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青，还连年被农场评为先进工作者。5年后，大女儿被北大荒建设兵团推荐到了部队，穿上了军装。在部队，她表现同样出色，两年后就被提拔为军官。

第二个女儿高中毕业后，插队去农村时，母亲吴佩煜同样是柔肠寸断，心中不舍。是啊，才十六七岁的女孩，以前从没有离开过父母，现在却要到陌生的地方插队务农。吴孟超支持女儿到农村锻炼，他相信自己的女儿一定不会比别人差。

最终，二女儿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回报父亲的认可。。她去农村后，并没有像城里女孩那样娇气，她努力地融入当地农民中。由于她吃苦耐劳，经知青点推荐，后来也成为一名军人。

他们的小女儿高中毕业后到陕西找父母，她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呢？根据他们家的情况，有两个女儿离家去插队了，父母完全可以提要求，让最小的女儿留在身边。吴孟超决定把女儿送入部队。

这样的选择，最终让娇弱的小女儿养成了顽强的性格。1978年，恢复高考后，她第一次以十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发奋学习，再一次报考，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父亲所在的学校——第二军医大学。

后来，三个女儿家庭幸福，各自的事业也进展顺利。大女儿成为海军医院的军医，二女儿复员转业后在上海一家医药研究院工作，三女儿则定居德国，是一名眼科医生。

过了几年，他们家里，又添了几个新生的小太阳：小外孙子和小外孙女。每逢节假日，女儿女婿们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望外公外婆，家里骤然热闹了起来，令老俩口十分开心。

“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时刻记住老师裘法祖讲过的这句话。

一位来自福建的许姓老人肝癌晚期，因治病，家里一贫如洗。在别人的指点下，他孤身来到上海，找到了吴孟超所在的医院。因为交不起住院费，值班医生便请示：“收不收这个病人？”吴孟超说：“收下！”吴孟超亲自为他做了手术。当他的家人知道吴孟超院士免费给老人做手术，带着家中仅有的几只鸡来到医院，见到吴孟超就要跪倒，连忙被他扶起。

最终找到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的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一位晚期肝癌、肝硬化的病人看吴孟超的门诊，他拉着病人的手说：“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我也知道把他收进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吴孟超说，“我们看的是病，救的是人。”

2011年1月17日，吴孟超院士操刀为62岁的费新根做手术。3个月前，这位严重的肝癌患者，在另一家医院被打开腹腔后，医生看了一会，又给缝上了，直接宣布了他的不治。而后，建议做肝移植手术，需要80万元，哪个普通家庭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面对绝望中找来的患者，吴孟超召集专家会诊，最后决定切除肿瘤，他亲自主刀手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仅仅两个小时，肿瘤成功摘除。费新根3周后出院，只花费了2万元。

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说：“吴老血压高的时候根本不用吃降压药，只要到手术室转一圈，血压立马就能降下去。”她又问：“您啥样的奖励和荣誉都有了，干嘛还要这样辛苦自己？”

吴孟超院士说：“只有站在手术台前，我才觉得踏实，眼看着年岁老了，手脚利索的时候不多了，只能一天当两天用。如果真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前起不来，见到马克思的时候就问心无愧了。”

吴孟超夫妇都是医学教授，一位是肝胆外科专家，一位是妇产科专家。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吴佩煜总是以吴孟超为中心。

吴孟超晚饭后，喜欢看看国际新闻、看记录片，这时吴佩煜就陪着老伴看他喜欢的节目。她说：“他一天到晚就这么一会儿工夫能看看电视，而且看一会儿就又去书房忙他的事了，他想看什么我就陪着他看什么，陪着他看节目比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还开心！”

吴老每天晚上都会在卧室里处理工作和学术的事情，基本上都要忙到11点才休息。为了不影响到妻子休息，便与她分别睡两间屋子。

但是，他不知道，妻子每晚都会守护着丈夫到梦乡。“只要他的台灯不熄灭，我就睡不踏实。有多少次，他看着看着就入睡了，一只手里拿着书，一只手里拿着放大镜。这时我就轻轻地走过去，把他手里的书和放大镜一样一样轻轻地拿下来，然后给他放平枕头，盖好被子。一年四季，不管天热天冷，都是这样。”

吴孟超少小离家，是吴佩煜给了他一个安定、温暖的大后方。他说：“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在一起的时候都能互相体谅对方的辛苦和理解对方。如果没有她对我的支持和对这个家的付出，我也不能毫无后顾之忧的一心干好工作，我从心里感激她。”

吴佩煜说：“你们不知道，我现在从他身上还不断发现新的优点……”旁人听了都奇怪，说：这怎么可能呢？您和吴老都生活几十年了，他有什么优点你不是早就知道了？“你们还年轻，还不懂。”

婚姻里，真正的爱是结合了理性、意志和能力的，必须时时成长、更新、进步。吴孟超和吴佩煜就是这样，他们晚年相对时仍然像初恋的情人，所以到老的时候仍能不断地从对方身上发现新的优点而相互吸引。爱情的神妙就在于此！只有那些真正懂得爱的真谛并善于培护它的男女才会有这样的体会，才会享受这样的幸福。

幸福的夫妻，婚姻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彼此实现他们的梦想。他的妻子，以慧眼娴心，爱他的朴实，专注；以温柔的力量，守护他的追求；最终成就了这一世相濡以沫的婚姻和爱情。

感谢你看完全文。

文本由作者主观思想+历史客观事实梳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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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作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文化创作上，何其意气风发，作品不断涌现，不曾想人到晚年，他却要面对一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大女儿精神出现问题，竟然在宿舍自杀，击垮了林语堂生活的信心。

还是在1923年春末，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林语堂即将要参加博士考试，考完之后，他就可以正式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廖翠凤却即将临盆，孩子的名字，林语堂早就取好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取名林如斯，乳名则称“阿苔“。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林语堂，从未想过要自己的孩子加入外国籍，德国的法律却规定，在德国出生的孩子，会自然获得德国国籍。

凤，我们还是回家去吧，否则阿苔将要成为德国人了，我不希望事情是这样子的。

做出这样的决定，林语堂的内心是经过很大挣扎的，毕竟，自己多年的学习奋斗，博士帽即将戴在头上，对于一个文人，这顶帽子还是颇有分量的。

廖翠凤望着林语堂坚定的神情，点头表示同意，她能够体会到丈夫的不易。于是，夫妻俩人乘船返回了中国。同年5月6日，大女儿林斯如在厦门诞生。

文化人的林语堂，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对于他来说，也许无法端着枪杆子上战场，无法以勇武之躯去对抗外国侵略者，但是这些不并妨碍他热爱自己的国家。

别看林语堂洋墨水喝了不少，愈是这样，他愈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让自己的女儿出生在祖国，就是林语堂爱国情怀的一个体现，由此他的女儿林如斯也获得了先天的爱国基因。

《吾国吾民》，是林语堂的第一部英文作品，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受邀前去美国讲学。

轮船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平稳地行驶，林语堂望着中国的方向凝视许久，又指着美国的方向，意味深长地对女儿们说：